7月13日，界面新闻记者获悉，知名经济学家王连洲于7月12日因病离世，享年87岁。
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初期，王连洲积极推动资本市场的立法建制，是《证券法》、《信托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起草工作小组组长，全程统筹三部法律调研、条文草拟、意见征求、多轮修改与审议对接。王连洲是我国资管、信托、基金领域顶层立法核心组织者，业内称 “基金业之父”，备受尊重。
王连洲是山东冠县人，1964年毕业于山东财经学院财政金融专业，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行业工作多年，从事货币印制计划管理及历代货币收集研究，组织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《中国历代货币》图录。
1983年6月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，设立了包括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内的六个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。随着各部委组建工作团队，王连洲于当年10月正式从人民银行印制局调任全国人大财经委，先后担任办公室财金组副组长、组长，办公室副主任，经济法室副主任，研究室正局级巡视员。
彼时的资本市场万象更新，百废待兴。1992年7月底，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财经委委员厉以宁教授的领导下，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组织落实的《证券法》起草组成立，王连洲担任工作小组组长。
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按照国际上通行做法、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起草的经济法律，《证券法》开起了由国家立法机构组织专家学者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经济立法的先河。
王连洲曾回忆，围绕证券立法曾经举行过的国际国内座谈会、研讨会不下数十次，参与过证券立法研究讨论并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人，估计足有千人之多。其中应邀参与过中国证券立法研究讨论的外国专家，遍及欧亚美澳十几个国家，不下百余人。
《证券法》从1992年7月七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开始组织起草，直到1998年12月29日，由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，历时六个春秋。
1993年，全国人大财经委启动信托立法，由王连洲牵头组建起草小组。在筹备起草过程中，王连洲联合江平等法学专家，集中研讨法律条文，引进大陆法系信托基础制度，解决了信托财产独立性、受托人信义义务、公益信托等本土化难题。起草小组多次赴境外考察信托制度，向监管、信托机构、学界广泛征求意见。
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《信托法》，2001年10月1日施行，搭建起我国信托基础法律框架，实现信托制度本土化落地。这部法律历时八年、八易其稿，被王连洲概括为“坎坎坷坷”。
1991年7月，国内首只基金珠信基金（珠江基金）成立，募资6930万元，是新中国第一只面向公众募集的投资基金雏形，拉开地方基金试点序幕。1992年11月，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管理公获批成立，这是中国第一只由央行批准成立的公司型封闭式投资基金。
1997年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颁布和实施，标志着中国基金进入规范发展阶段，因此这也被业界视为新老基金的分水岭。
随着公募基金的发展，仅仅靠一部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去调节各方面法律关系已捉襟见肘。1999年3月30日，全国人大财经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《投资基金法》起草组成立大会，王连洲被任命为起草工作小组组长。
由于证券投资基金、产业基金、风险创业投资基金分属不同的部门监管，中间的分歧差别很大。王连洲始终做着协调平衡工作，从起草《投资基金法》到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的最终出台，王连洲将其戏称为从“种瓜”到“得豆”，由此可见基金立法道路之曲折。
历时四年半，2003年10月28日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，为证券市场乃至社会各界瞩目的证券投资基金法，终于正式通过并发布实施。
自此，被业界视为中国资本市场的“四梁八柱”的三部法律全部出台，证券、信托、基金行业迎来了法治化、规范化发展。
回顾三部法律的出台，王连洲曾用三句话概括这段历程——“风风雨雨《证券法》、坎坎坷坷《信托法》、曲曲折折《基金法》”。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初期，他十余年知难而上、始终不渝，积极推动着资本市场的立法建制。
退休后，王连洲并未远离金融一线，并一直关注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。
2008年3月份，在信托行业面临清理整顿时，中国经济时报刊发《信托转型》系列报道。在采访中，王连洲表示，“一个新生行业上路，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，总是会摔跤。我们不应该因为摔了跤就断定这个孩子不会走路，更不应该因为怕孩子摔跤就不让他继续学走路，或者直接判定摔过跤的就是‘坏孩子’。”
2001年起，王连洲被华夏基金聘为第一批独立董事，见证了华夏基金由小到大、披荆斩棘的发展历程。他还先后担任华宝信托投资公司独立董事、天堂硅谷股权投资集团首席顾问、中国信托业协会顾问等职。此外，他还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、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理事长等学术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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